迅速崛起，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，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，及在劳动力、厂房租金、税收、环保征收、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，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。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。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，比如像赖老板自己，后来是深圳特区外，也就是所谓的"关外"，就是赖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，再后来就是东莞，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。

赖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，手机响了，他取出来，打开翻盖(比蒋大哥的那种先进，蒋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的"大哥大")，迅速往楼顶上跑，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，喊什么我听不懂，但肯定是谈业务的，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，好像跟不跟都不好，只好跟在后面走，隔一段距离，等我到达楼顶时，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，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，等我告诉他后，我们接着说。有几次，赖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，这样，一旦手机响起，他随时接听，非常从容，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。现在回想，赖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，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，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。

赖老板与我很少谈私事。关于他个人的事，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。厂里有许多跟赖老板一个村的人，有些还是他的亲戚，比如赖德能、赖德龙、赖德宝，等等，我甚至怀疑赖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，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。果然，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一个叫赖春盛的，我问赖德龙："赖春盛是你叔吗？"他说："可以这么说吧，赖老板还是我叔呢，有什么用？"赖德龙告诉我，这里姓赖的都是一个祖宗，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，比如，赖春盛就是赖德宝的堂叔，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，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。从赖德龙身上，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，五百多工人中，素质并非一般齐，有那么多素质差的，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，比如赖德龙，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、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。后来，在我当上经理之后，我真的将赖德龙提为工段长，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。这些自是后话。

赖德龙告诉我，赖老板家成分不好，所以"文革"期间受压迫很惨，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。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，事实上，当初他们大队(现在是村)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，最后混出头的只有赖老板一个人，还有一个李生，现在跟着赖老板做，混得也可以。我问哪个李生，赖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的那个李先生。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，赖德龙笑，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，李先生就称李生，王先生就称王生。我一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，比如"早晨好"，香港人就只说"早晨"两个字，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。其实内地也是，王大明不喊王大明，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，但如果你是两个字，比如你叫王明，则别人就喊王明，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，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，没的可省，不如直呼其名算了。

陈秉章曾对我说过，副经理对赖老板很有些意见，我想不通，现在将赖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，似乎有点通了。